抽烟四十多年之趣谈

    第一次抽烟大概是我五、六岁时，也就是1953年或1954年的。那是爷爷领我去串门，到一个村里人叫他闷汉的人家里。他岁数比较老，抽的是那种旧时的黄铜制作的水烟袋。当时人很小，他一抽就呼噜呼噜的响，我很是好奇，就瞪眼看他抽。他见我那模样就说，咋着，你也吃一口（我们那里管抽烟叫吃）？我说吃就吃，拿过来就孟的一口，当时也没听到呼噜声，就感觉给呛得人都要跌跟头了。

　 我正经抽烟是1965年底。那时我已到县财政局上班，正赶上验兵，村里来做征兵体检的在县医院做完体检，就来找我。管他们吃饭不算，还提出要我买烟给他们抽。那时候的农村很苦的，一般人是买不起纸烟的（就是香烟）。在村里要抽烟，就是弄个旱烟袋，抽的烟叶都是自己家里种的。我记得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是我虽然很少，可是每逢寒暑假和农忙假，都没时间去玩，而要去生产队里干活。有的时候队长就会弄盒一毛三分钱的福字烟，给干活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每人发一根。后来理解当时这在农村也应该算是一种福利吧。这烟到我手里，我不抽，年龄大的人就要抢了去。和我一般大小的大都有他爸爸在场，就给了他爸爸，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是教员没人可给，加上那是困难的时候，是人都不不愿意嘴吃亏的，所以烟一发到我手里就赶紧点上，装模作样的胡乱吃一通，弄得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说到困难时候，也就是有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来看那时候的烟应该不叫“烟”的。大概是1961年的秋天，我们学校的学生（那时候我念六年级）都被老师赶出去到地里去扫柿子树落下的干叶子，后来才知道是抽烟的老师要把它卖到县上，用来换纸烟的。几百斤换一条烟现在不记得了，换来的烟里自然也就少不了柿子树叶子的。一说抽烟难忘的事就多，说征兵体检的找我要给他们买烟，就想到了困难时候。当时我们那里一般人吃的好烟就是“拖拉机”牌的。这烟现在还模模糊糊的有印象，是浅蓝色的盒子，一盒当时卖两毛三分钱。在那时候挣钱的一点不敢得罪挣工分的。我就赶紧去卖两盒“拖拉机”回来。光给他们吃还不行，我还得陪着他们吃，就这样我在1965年十七岁时学会了吃烟。
　 那年我把年龄多报了一岁，死缠硬磨的也参加了征兵的体检，并在最后达到目的，到了后来的第二炮兵其前身的某部队。正月十二县里集中，正月十五上路，次日到了山西大同市。那时候当兵的津贴费是头一年每月六元，次年七元，第三年八元，第四年十元，第五年十五元，第六年起每月二十元。我当兵走的时候，身上装了一盒天津出的“海河”烟，等到了大同市走出火车站，一摸兜儿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就丢这一盒烟，让我后悔了好几天的时间。那时候抽烟但烟瘾不大，每个月也就四盒烟，基本花一元钱。就这一元钱，我们副班长没少找我谈心，说什么有这一块钱，在农村里就可吃半年的咸盐。当兵的抽烟现在想起来也挺是有乐子的。那时候我们连队“伸手”牌儿太多。有的人舍不得给人烟，又抹不开脸面，当他抽烟有人“伸手”向他要一支时，他就把那烟盒一攥说这是最后一根，说完把攥过的烟盒往远处一扔。等他抽完烟“伸手”的也走了，他就快步跑过去把扔了烟盒捡起来，因为那里面起码还得有三、四棵烟的。
　 我们当兵那时候，抽烟还不像现在的限制那么多，比如上课，我们就可以抽烟。我们的连长是抽烟斗的，他抽的那个“琴鸟”牌烟丝现在知道了是外香型的，他一抽旁人就闻到一股香味，连不抽烟的人都喜欢闻。所以有一阵子闹的我们连好多抽烟的都置办了一个大烟斗一个烟丝夹，大家一起抽起来“琴鸟”牌烟丝。一上课几十个大烟斗一起冒，满屋子都是烟香味。我们指导员是专抽大前门的，弄得他讲着课就来一句“抽烟斗的都掐死。乖乖的。弄得我这大前门也成了烟斗丝的味道了”。
　 1970年的后半年，我们去新疆执行原子弹试验的任务。那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是什么娱乐都没有的。原来在内地还挺能管住自己的，一到了漫无边际的大沙漠里，可就天高皇帝远了。我们在那里面当时司务长那里就卖两种烟，一是新疆产的“雪莲”，一是当时的“古巴烟”，这烟是红色或蓝色的扁硬盒，烟支也是压得有点扁的，一合一毛八分钱。正是因为那盒是硬纸板的，不知道是谁就动了脑子，一个盒撕开正好能做两扑克牌，在上面画上红桃梅花等，沙漠扑克就诞生了。一副扑克要二十七盒烟，为了尽快的制作出够完大家一起玩的扑克牌，凡是抽烟的都停止购买“雪莲”，只能买“古巴烟”，弄得只要一抽烟就是那怪里吧叽的味道飘起来，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脚后跟臭味。这时抽烟成了附带的，弄烟盒成了正经事。后来又发展到制作中国像棋等，抽烟的所有人狠是一起抽了一段时间的“古巴烟”，任谁也没得可选择。
　 1971年转业来到了北京当时的国防科委下面的某研究所，集训完了分到了“三线办公室”。这里的老人大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弄到牛棚里去才刚解放出来不久的，他们抽烟多是卷大炮。那时候北京最火的烟丝是塑料袋装的“工农”牌的，烟丝特细，用买来的专门卷大炮的卷烟纸一卷，又粗又实，点着得用劲去嘬才好。我抽了一段时间，实在嫌费劲，就又改去抽当时北京生产的“北海”和“工农”香烟。这烟还是贵，实在是经济承受不起，这时候正好市面出来一种云南生产的“大公”烟，一个圆纸筒里装100支，才几毛钱的。我们就都相约开始抽起来“大公”烟。
　 那时候高喊着“抓革命，促生产”，可就是市场上什么货都缺，就连买一双尼伦袜子都要零点一的工业劵。平时抽最烂的烟对付是为省钱，可逢年过节就要派场一下，不能太寒酸的不是。偏是好烟可就越来越难买了，等到过年时，每户凭副食本在春节前才可以买到5合好烟。那一年又来个定点供应，我们那个点就给了三盒“碧鸡”烟和两盒“香山”烟。五盒好烟自己都不敢抽，要留着招待客人。那时候不象现在，那时候流行过年时同事互相上门大拜年，就是自己不抽那好烟，弄得年没过去就捉襟见肘了呀。那时候过年能抽一支中华烟，决不压于现在抽一支价值2000多元的雪茄的了。
　 我记得是1969年春，我在河南灵宝一中训练我们部队的新兵。有一天一个北京的新兵叫邵勇，要去县城，我让给我带五合“红灯记”烟回来，结果他给我一下买回来一条“三门峽”。当时给我气得差点背过去气去。咋回事？“红灯记”烟一盒才一毛四分钱，可“三门峽”一盒就要三毛二分钱的呀一条就是三元两角的？我当时就跟他急起来，这小子还是满不在乎的，笑着说：班长，要抽就抽好的，要么就不抽，干脆戒了。我正在气头上，马上就回道：不抽就不抽，抽完着要命的“三门峽”就再不抽了。可是直到现在吧，几十年都过去了，还是一直在抽烟，这就是抽烟的人。